汴京十月，秋意已浓，汴河上千帆泊岸，码头喧嚣昼夜不息。

自八月各州解试放榜，得解举子便如候鸟南徙，从四方涌向了京师。

先是近畿诸路：开封府、河南府、应天府的士子，车马轻便，旬日即至。

接着是京东、京西、河北、河东的队伍，沿着官道迤逦而来。

到九月末，江南、两浙、福建、川陕的举子也陆续抵达。

他们或乘船沿汴河顺流而上，或骑马经蜀道、荆襄驿路北上，携着书箱、行李，还有那纸关乎命运的“文解”。

至十月初，开封城内已汇集了近万名青衫士子。大小客栈“客满”的木牌挂了一片，大相国寺周边的邸店更是早被预订一空。

茶楼酒肆里，南腔北调的交谈话语中，总绕不开一个话题：明春的礼部试。

这景象隔年秋后都会上演，但今岁尤甚。

一则大顺城捷报，让举国振奋；二则朝廷欲改制科举的传言，已如秋风般扫过贡院街的每一家茶肆。

……

就在此时，影响万千举子命运的一次静养资政阁会议正在进行中。

官家赵曙端坐主座，宰相韩琦、枢密使文彦博、次相曾公亮、参知政事欧阳修、御史中丞司马光、三司使韩绛分列而坐。

“今日请诸卿来，专议三事：

一，贡举周期；二，取士定额；三，解额分配。明春礼部试在即，当定章程。”

赵曙开口道，“此三事，事事关乎天下士子命运，事事关乎国朝百年文脉。诸卿可畅言。”

宰相韩琦首先开口：“陛下，臣等遵旨已拟议三条，恭请陛下圣裁：

一者，贡举自明年起，改为三年一科；

二者，礼部奏名，一科进士以三百人为额；

三者，诸州解额，以旧额四分取三分，然福建、两浙、江西等文风鼎盛处，可特增一成，以补‘东南遗才’之憾。”

赵曙未置可否，而是看向六位重臣：

“我朝科举，自太祖开宝六年定制，至今百又二年。其间几经更革，诸卿皆是亲历者。今日即议改制，当溯本归源，先明现状。”

“欧阳参政，我朝科举，究竟如何运转？”

欧阳修闻言，马上应道：“陛下，容臣细说。我朝科举，分三级四试。”

“第一级，发解试。各州、开封府、国子监于秋季举行，故称‘秋闱’。中式者称‘得解举人’，获州府颁发‘文解’，方可赴京应省试。”

“发解有名额限制，谓之‘解额’。天下三百余州军，每一科发解总额，约在一万六七千之数。”

他稍稍加重语气，“然此中有一情形：文风盛处，如福建、两浙、江西，应试者众，解额相对不足。常有才学之士，困于州试。而西北边州，文风稍逊，反易得解。”

赵曙平静道：“接着说。”

欧阳修继续：“第二级，礼部试，又称省试、春闱。于次年春季在贡院举行。”

“此试连考四场，通常分三日或四日进行，故称‘四试’：诗、赋、论、策。乃最关键一关。”

“而我朝的锁院、糊名、誊录，三制皆在此关。”

“锁院制，始于太宗年间。一旦任命考官，即刻送入贡院，锁闭院门，与外隔绝。考官起居饮食皆在院中，不得与家人通音问，不得接外人片纸。直至放榜，方得出院。”

“糊名制，又称弥封，真宗景德四年（1007年）定为常制。举人交卷后，由封弥官密封卷首姓名、籍贯。考官但阅文章，不见其人。”

“誊录制，亦真宗朝所创。糊名后，由誊录院书吏以朱笔将答卷重誊，谓之‘朱卷’。考官但阅朱卷，不知笔迹。纵是父子师生，场中相见不相识。”

“陛下，此三制可谓至公。唐时科举，主司可公荐门生，故有‘座主’、‘门生’之谊，易成朋党。”

“我朝行此三制，考官但知文章高下，不知何人所作。故今科场，唯有文章，不认人情。”

欧阳修见官家凝神在听，又继续说道：

“第三级，殿试。始于太祖开宝六年，本为覆试，防省试不公。至先帝嘉祐二年，定制殿试不黜落，只定高下。”

“故自省试中式，便算‘进士及第’，殿试不过重排名次而已。然殿试名次至关紧要，一甲前三名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直接授京官，不出三年，可至馆阁。”

赵曙又问及取士人数，欧阳修早有准备：

“自太祖开宝六年至治平二年，百又二年，取进士一万九千三百余人，年均约一百九十人。然此乃及第者。”

“若算发解数，每次均一万七千；再算应试者，天下读书人何止百万？故有谚云：‘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’。”

欧阳修讲完，赵曙基本了解了，于是问道：“三年一科，诸卿可有异议？”

曾公亮率先道：“陛下，臣无异议。现在间岁一举，士子疲于奔命，州县供亿繁重。改三年，士子可沉潜学问，州县得喘息之机，考官有充裕时日记阅，实为良法。”

文彦博、韩琦、司马光、韩绛皆颔首附议。显然此事在朝中已有广泛共识。

“好，那就自明年起，科举定为三年一科！”

赵曙一锤定音。

“那这第二件，进士以三百人为额。诸卿以为如何？”

韩琦语气坚定：“陛下，请容臣细算。天下州郡三百余，军、监、场务千计，天下官额，常年在两万上下。”

“然每年官员致仕、丁忧、病故者，岁不过五六百员。然候选者众，新旧相积，铨选壅滞，常有士人守选经年不得官。”

“今请将每科取士由四百减为三百，实为疏通之始，更可向天下表明朝廷惜才慎选、重其可用之深意。新进士守选之期可望缩短，得以早历事任，于国于己，皆更为相宜。”

司马光微微蹙眉：“三百之数……会不会太苛？天下士子，寒窗十载，盼的便是金榜题名。今骤减百余名额，多少才俊将抱憾终身？”

“君实此言差矣。治国取士，当如良医用药。不在剂量多寡，而在对症精准。”

“就如，今陕西四路，与西夏对峙。鄜延、环庆、秦风、泾原，处处需通晓边务、能理钱粮、善抚蕃部之才。这些人才，靠诗赋考得出么？”

“再如，两浙、福建、漕运、盐税、海事，皆需专精之员。而如今科举，但以诗赋论高下。取得再多，不过是多几个会做文章的翰林待诏，于国何益？”

他看向赵曙，语气铿锵：“故臣以为，三百不少。三百实学之士，胜于五百浮华之徒！”

欧阳修轻咳一声，语气尽量温和道：

“韩相所言‘重实学’，臣深以为然。然三百之数，过少，恐失天下士心。今岁各州发解，得举人一万七千有奇。若省试只取三百，便是五十七人中取一人。”

“如此比例，寒门士子将望而却步。长此以往，朝廷将与庶民英才渐行渐远。”

三司使韩绛也开口道：“欧阳参政忧心有理。然臣在三司，有一笔账：若减为三百，一科可省六万贯，四年三科，便是十八万贯。西事未宁，国用不丰。每一文钱，都需精打细算。”

“这是抡才大典，非市井买卖！”司马光立即反对道：“韩计相以银钱计人才，臣不敢苟同！”

“唐时太宗皇帝有言：‘天下英才尽入彀中矣’，方是盛世气象。今为省十八万贯，而拒一百英才于门外，这一百人中，安知无范仲淹、无包拯、无寇准？”

他转向赵曙，深深一躬：“陛下！取士之道，宁宽勿苛，宁溢勿缺。宽则野无遗贤，苛则才俊离心。今西夏虎视，正需广纳英才。”

三百之额，乃自缚手脚，非盛世气象，臣请陛下三思！”

阁中火药味渐浓。一边是“求精务实”，一边是“广纳英才”；一边是“国用艰难”，一边是“盛世气象”。

一直沉默的文彦博开口：“诸公所言皆有道理。然臣以为，最要紧的是取士之制。锁院、糊名、誊录。此三制乃科举至公之基。”

只要此制在，取三百也好，五百也罢，士子皆信其公。若制不公，取千人亦无用。”

赵曙听完六人之论，心中已有定见。

“诸卿所言，朕都听明白了。”

“然大宋只要三百进士，真的够么？”

“唐时年取二十余人，因其有门荫、荐举、军功诸途。而我朝科举几为唯一正途，故取士必多。”

“诗赋文章，能辨其才思学识；经义策论，可观其胸襟器局。然市舶、矿务、边贸、河防，此等实务才干，非场屋文章所能尽窥，当于仕途历练中察之。”

“能过发解、抵汴京、入贡院者，已是天下读书人之佼佼。能中进士者，更是佼佼中之佼佼。此等人才，何必以三百自限？”

“科举取士，当为国用，不为定额。大宋欲拓疆土、通四海、兴百业，正需万千英才。科举，便是为此储才！”

“朕不怕人才多，只怕无人才！”

“故这第二条，要改！总以‘宁缺毋滥，亦勿遗贤’为则。”

“礼部奏名，不设定额。进士取士，惟视才多寡。才俊卓异者，四百五百犹少。文理平庸者，三百亦多！”

韩琦欲言，赵曙抬手打断道：“韩相公，科举取通才，实务乃成专才，历练乃出栋梁！”

“好，第二条就此定了！”

赵曙直接拍了板。又继续道：

“这第三件，解额分配，确实令人烦恼。”

他看向六人，“治国取士，如调鼎鼐，贵在均衡。东南不可抑，那是大宋文脉所系，财赋所出；西北不可弃，那是社稷屏藩，将士用命之地。”

“东南诸路，文风鼎盛，确有‘遗才’之憾。然若特增一成，长此以往，恐进士多出东南，而北地愈见凋零。此非国家之福。”

文彦博微微躬身：“陛下明鉴。此中分寸若失，恐成南北之隙，动摇国本。”

“臣等为此商议多日，分歧较大，恭请陛下圣裁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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