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曙目光像刀子，直视着韩绛。

韩绛脸色惨白，后背已是冷汗直下。

赵曙也不是真的想为难韩绛，在大宋承袭百年的奇特财政制度下，他这个“计相”也颇多无能为力。

太祖立国后，为防唐末藩镇割据、宰相专权，将财权先从相权中彻底剥离。接着又把地方财权上收。

然后设三司——盐铁、度支、户部独立执掌。天下山泽之货、关市河渠、军器制造、百官俸禄……凡钱谷事，皆归三司。

三司使直奏陛下，位亚执政，一言可决百万贯之出纳，一笔可定边军粮饷之盈亏。

但运行百年以后，三司慢慢只有‘计’之权，已无‘征’之力，更无‘控’之实。

一者无征之力，三司没有收税的执行队伍。尤其是在最重要的“两税”具体征收工作上，完全依赖于地方州县官吏和基层胥吏。

三司可以在汴京发一道公文，规定某地今年应缴多少税，但如何去催收、丈量土地、评定户等，三司既没有人手，也无法直接指挥地方官。

结果就是征收环节充满了“灵活性”。地方官和胥吏可以利用“折变”（随意变更征税物品）、“支移”（指定偏远纳税地点）等手段盘剥百姓，中饱私囊。

三司最终看到的只是一个上缴数字，其实这个数字在征收中已经大大缩水了。

二者无控之实。即使钱粮从百姓手中收上来了，在运往中央国库的漫长链条中，三司也几乎无法有效监控。

如，盐、铁、茶等专卖利润，由地方转运使司负责经营和征收。

作为省级财政部门，他们可以先截留一部分作为地方开支（“留州”），再虚报成本损耗，最后将“盈余”上供。

三司看到的也是已经被过滤一遍后的数字。

漕运之粮，在发运司、辇运司。从江南通过运河运往东京的百万石粮食，沿途的损耗（“鼠雀耗”）、运输费用、仓储管理，都由发运司、辇运司及地方官员负责。

三司能做的，只是在东京的仓库门口，清点已经大大缩水后的到货数量。

虽然地方转运使司、发运司、辇运司等，名义上都归三司管理，但地理上的距离、巨大的利益空间，在实际运作中早已形成了独立王国。

所以，现在三司能做的，只是坐在东京，等各地将钱粮‘上供’而来！

大宋中央财政的极度集权，反而导致了执行的失控、效率的低下，故有“富国穷中央”之称。

赵曙见韩绛脸上细汗又密一层，摆了摆手，说了句“韩卿稍作歇息”，便转头望向权知开封府事沈遘。

“沈卿，开封府内，可有什么看得见、却收不上来的钱？”

沈遘起身，拱手道：“回陛下，若论‘看得见的钱’，开封遍地都是。七十二家正店，千家脚店，勾栏瓦舍彻夜不休，汴河上每日往来商船以千计。单是州桥夜市，一夜流水便不下万贯。”

“那为何收不上来税？”

“皆因商人利薄，会想方设法逃税、隐价。更有税吏与豪商勾结，以多报少，以贵报贱。”

“臣在开封府一年，已查办此类案件十七起，追回税款五万贯。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”

“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则是税卡重重，胥吏如狼。”沈遘说得毫不客气，

“一船商货自江南来，过真州要抽解，过泗州要纳力胜钱，入开封还有关税。层层盘剥下，十税去三。故商人会想方设法逃税、隐价。”

赵曙点头：“所以商税有漏。”

他又看向文彦博：“文枢相，军费占了岁入六成！这笔钱，可有什么开源节流的余地？”

文彦博坐直身躯：“陛下，军费之巨，首在冗兵！禁军号称百万，其中老弱不堪战者，至少三成。厢军更多是役兵，筑城、漕运、杂役，战力几无。若能汰弱留强，精简三成兵额，岁省军费，不下千万贯！”

“好一个千万贯！”

司马光眼中放光，拍案而起：“文枢相此言，方是治本之策！冗兵、冗官、冗费，此三冗不除，财用永无足日！臣请陛下立下决心，先裁冗兵，再省冗官！”

“君实啊……”

一直沉默的宰相韩琦，叹了口气。

“裁兵裁官，道理谁不懂？可裁一兵，便是一户衣食无着；省一官，便是一家生计断绝。去岁陕西路试裁老弱厢军三千，结果呢？闹出营啸，险些酿成兵变。最后还是拨钱安抚，所费反比省下的更多。”

他看向司马光，目光复杂：“此乃刮骨疗毒，需徐徐图之，急则生变。眼下燃眉之急，是寻钱粮稳住阵脚，不是掀起动荡。”

赵曙未吭声，大宋历朝历代，皆想下力气解决冗兵、冗官问题，无数名臣、台谏大声疾呼，但皆虎头蛇尾，不了了之。

解决此事虽重要，但还不是他的当务之急。

赵曙又看向欧阳修：“欧阳参政曾任地方，可知各州县的‘羡余’、‘公使钱’，究竟有多少？这些钱，可有空间？”

欧阳修苦笑：“陛下，所谓‘羡余’，本是地方将赋税盈余进献朝廷，以示政绩。可如今早已变味。地方为凑‘羡余’，往往横征暴敛，将常赋之外的加征也称作‘羡余’。

“至于‘公使钱’……本是供官员公务之用，可一路转运使，年有公使钱数千贯；一州知州，亦有数百贯。这些钱，若要收归朝廷……恐天下官吏，皆要视陛下如仇寇。”

赵曙又望向曾公亮。曾公亮沉吟道：

“陛下，市舶之利，或可深挖。如今蕃商来朝，多载香料珠宝，所购我朝铜钱、丝绸、瓷器。一进一出，获利甚多。”

“刚才韩计相也说，去岁市舶司所收蕃货抽解、博买之利，折算约一百二十万贯。臣觉得，若畅通海路，解决海盗，岁入应可翻倍！”

“曾相所言有理，此事可即刻施行！”他赞许了一声，又看向一直老神在在韩琦。

韩琦轻咳一声，清清嗓子道，“陛下，老臣方才细听诸公之言，若论‘眼下能见效’的开源之法，老臣以为，或有三条路可试。”

“哦，韩相有何良策？”赵曙兴致被提了起来。

“其一，盐法。”韩琦不疾不徐，“如今盐利，多被地方转运使截留。可试行‘盐钞法’。由三司统一发钞，商人购钞后，直赴盐场支盐，绕过地方转运使。如此，盐利可直归中央。此法在陕西、河东已有雏形，若推行得当，岁入可增三成不止。”

赵曙眼中微亮：“愿闻其二。”

“其二，矿冶。天下矿冶，铁、铅等多由民间承买，岁纳课税。然铜政关乎国本，向来由朝廷监冶主营。如今铜课吃紧。”

“臣以为，当择信州铅山这等大场，增拨本钱，加强督办，革新浸铜之法。若能使铅山场岁课大增，譬如增产二三十万斤铜料，则于铸钱一事，所补非细。”

“其三，”他顿了顿，“可增发‘度牒’。”

阁中一阵轻微骚动。度牒是僧道凭证，持牒者可免赋役，朝廷常售牒筹钱。

“去岁天下发度牒三千道，每道一百二十贯，得钱三十六万贯。”韩琦抬起眼帘。

“若增至一万道，每道作价一百贯……”

“便是一百万贯！”欧阳修脱口道。

“滥发度牒，僧道日众，不事生产，实乃饮鸩止渴！”司马光立即反对。

“总比渴死强。”韩琦罕见地强硬回了一句。

“陛下，此三法皆有其弊。三法相加，再加曾相所言市舶利税，岁可增收三四百万贯，或可暂解燃眉。”

赵曙起身，踱了两步。

“韩相所言三法，朕听懂了。此乃忠臣谋国之言，可行性极高。”他赞赏道。

他停下脚步，“但是，仍是治标之法，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。”

“盐法争利，是与民争食；度牒滥发，是预支后世。纵岁入增四百万贯，不过暂解干渴，未浚源流。”

他看向那两摞账册，重重一点。

“诸卿只见府库空虚，便思尽取天下财以实之。此如治水只知筑堤，而不问江河因何泛滥。”

“朕问尔等：若一树根朽，纵日日修剪枝叶，浇灌沃土，可救其枯否？若一人血脉淤塞，纵餐餐参茸珍馐，可续其命否？”

阁内一片肃静，他转身踱向窗边，暮色为他的身影勾勒出淡淡金边。

“天下财货如江河奔流，朝廷府库如蓄水之湖。今湖水日浅，若只论如何多掘沟渠引水，却不问江河何以渐涸？

“终是‘取水之术’。”

赵曙转身，看向众臣，声音坚定沉稳。

“而朕真正想要的是——活水之道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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